——传统文化基因对山水画程式形成的作用与发展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已十余年。在这十余年里,国画界“正本清源,贴近文脉”,恢复了对传统应有的尊重。然而,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我经常追问自己,迫使自己不停地思考。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天文学。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文字还没有出现时,历法是用“河图洛书”与“八卦”来表述的,时间上的春、夏、秋、冬,空间上的东、南、西、北、上、下,万物的生长、收获,以及终则有始、原始反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一切都囊括其中。历法中的阴阳五行,构筑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天上的天文靠人来观察,地上的洪水由人来治理,火由人钻木制取,巢由人构木建造。伏羲氏发明了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了农耕耒耜,黄帝发明了弓箭舟车……每一项发明都解决了人类生产、生活上遇到的重大难题。大地上的一切难题,都由人类来解决。对天文地理的观察、理解让国人与自然得以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让国人自然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人用“道”与“器”来表述对宇宙世界的认识与看法。“道生天地万物”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根本,是至高无上的、无形的;“器”为有形的万物,有天然与人工之分。人们用“道”可以发明、创造“器”。“道”、“器”并重的文化解决了如何认识宇宙与人生以及如何发明创造这三大难题。依靠善于动手动脑、理性而智慧的人们,一部部经典书籍得以写成,一项项先进技术得以发明,这些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总之,中国人崇拜的是自然之“道”。这和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崇拜的是神文化,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存在。西方人认为,一切都是上帝恩赐的。这体现了他们崇拜英雄、崇尚强权的世界观。到近代时,虽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同时又鼓吹“英雄的道德”与“奴隶的道德”,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我们也不能过于美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从最初的“道器并重”、“动手动脑”、“行而论道”发展到老子那里成为“继承道,否定器”、“道器分离”的思维观念。后来,孔子又把“行而论道”变成动口不动手、“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那时产生的文化偏差尚能由“百家争鸣”的活跃氛围纠正。可是到了后来,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说明那时社会已由“道器并重”彻底变成“伪道无器”、“三纲五常”的专制方式。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难以逆转的专制主义道路。
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三纲五常”的专制统治基础开始动摇。为了巩固世家大地主的自然经济地位并让其充分发展,思想界出现了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的门阀政治。提倡自然、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因顺应当时统治者的需求而成为主导思想。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现实生活中,“玄学”兴起,田园诗、山水诗、山水文学大量出现,士大夫大量涌入绘画领域,山水画应时而生。可见,山水画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文人对宇宙、对人生思辨的烙印,并蕴涵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南宋)马远:《踏歌图》
中国山水画自肇始以来,画家并不着眼于描绘现实风景,而是根据现实景物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创作。他们以“道”为基点,以“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为最高要求。山水画家在创作中追求的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唐柳宗元语)的自我超越,这是一种博大、成熟的宇宙观和诗意人生的价值观。这要求画家的人格首先与“道”契合。画家的自我表现与追求无非是完成自我与“道”的契合,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象征着“道”无处不在。这样的思想意识决定了山水画范式的形成。正所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明末清初王夫之《古诗评选》)。 无论是“天人合一”的思维,还是儒、道、禅的观念,要想在绘画中有所体现,就必须借助于绘画语言和绘画技法。为了让大千世界显得不繁杂琐碎,山水画家必须用挈领分纲的程式化手法去劈分混沌;为了不让画坛呈现千篇一律的面貌,画家则必须在程式化手法中加入意念和个性,以求同中有异。
中国画的程式是“法”。画家只有熟练地掌握程式,才能不拘泥于法、随心所欲地创作。不管表现手法如何变化,也不管表现的具体物象是什么,程式与笔墨都是为了表现造化生命哲理的“道”,这是一个总规则。
山水画程式的获得以自然规律为根据。如画树的程式,树干是变化的基点。画出树干后,只添点儿枝就是枯树,在枝上稍加点儿墨就是早春或初冬的树(早春与初冬的树区别在于点叶的笔法与墨法的老嫩不同),再加点积墨就是夏季的茂树。从寒林到茂树,变化只在树叶。尽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各个时段的树貌不同,但都属于一个本体。它的变化体现在绘画上就是在本体上加减罢了。在笔墨的运用中,表现树木的老和嫩也属于两个程式。比如,画柳树时,先画干再画枝再画条就是一个先画老后画嫩的过程。这是按照树木的生长顺序画的,因而暗含生命的生长历程。再如,画山石的程序,从勾到皴到染到点也是一个从苍浑到润泽、从浓到淡的过程。将山石组合成各种山水意境,使其向平远、高远、深远伸展,这既需要画家很好地把握山势结构,又需要画家灵活地运用笔墨。山水画创作的要旨也在于老、嫩笔墨的穿插运用和灵活把握。笔墨讲究嫩中有老、老中有嫩,其本身就蕴涵着生命发展的深刻含义。老中有嫩是生命与自然搏击、抗争的顽强表现,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机所在。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画家才能绘出气韵生动的画作。也就是说,只有程式语言发展到高度成熟并为画家熟练掌握时,笔墨的“表情”与“写意”功能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也只有这样,画家才能“以形写神”、“技进乎道”,从而达到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
唯有理解了笔墨的传统文化精神,观者才能明白,在传统的中国画创作中,无论是写意画,还是工笔画,虽然所用的技法不同,但画家对自然和对生命的关注都是一样的。练习技法只是为了能让画家更好地造境,更好地表达画家内心的想法,从而达到“技”与“道”冥合的境界。画家若忽略了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把握,画出的作品就会缺乏民族性。山水画发展到今天,法度的构建已经完成,程式、技法也已高度成熟,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绘画语言系统。如何把握绘画语言,取决于作者的修养、学识和绘画技法之外的诸多元素。绘画程式只是为画家提供了创作的方法。具体到创作中采用哪种程式,由于画家的性情、修养和所绘内容不同,故选用的程式也不同。这就形成了画坛上千姿百态的风格样式。况且山水画的技法、程式一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来就不是陈陈相因的死板继承。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这一变再变正是山水画发展的正统。每一代画风的转变也是当时画家风格的转变。也正是这一变再变,推动着山水画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所以,山水画程式的出现与完善、继承与变革都是中华文化在艺术领域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绘画风格。只有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探索出的具有画家主观精神并蕴涵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笔墨特征,才能成为无可替代的时代风格的一部分。要做到这一点,画家就得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神,认清大自然的本质,在自然中内省彻悟,从而实现内外沟通、主客合一,达到自我意识认知的最高境界。画家要娴熟地运用笔墨绘出具有一定高度的绘画精品。具有一定高度的绘画精品,必然是画家内心与自然造化结合的精神产物,是画家个人的积学与时代精神共同作用的成果。
当代画家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对中华根源文化的解读困难与误读。19世纪,“洋务运动”引入了西方科学。西方科学那凝练、清晰、易懂的理论表述与立竿见影的实用功效,以及西方教育方式的高效率迅速为国人所接受并一一践行。西式文化在让古老的中国文化转身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贫积弱,这使一些知识分子一度对本民族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加上一些政治运动的原因,中国民众普遍对传统文化产生了隔阂。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如“阴阳五行”学说一样已变得晦涩难懂,其内在的科学精神也被一些人贬低为“迷信”。这种与本民族文化割裂所产生的焦虑与迷茫在绘画艺术上的表现是,在和西方绘画观念的碰撞中,中国画丧失了内在精神特质。20世纪的中华文化饱受质疑、考验与挫折。然而正是这百年的考验,显现了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
如今,每个人都有多元化的选择和多种发展机会,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过去。中华文化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直都秉承着“文以载道”(《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理念。这理念让中华文化虽屡受冲击,但从未真正断流。 面对当代文化思想的变化,我们要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要明白过去决定未来,未来的发展指向孕育在传统之中。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当代社会的新审美观,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性的阐释,对中华文化的核心———“道”做清晰的解读,激活传统语汇,将其转化为现代语境,使这一优秀的民族精神文脉能够延续下去。山水画是一个好的载体,画家借助山水画可以传达当代人的意趣,追求心灵的自我超越。要实现这一点,画家就应筑基于传统程式,用自己的理智、灵感绘出超越古人的画作。
元代倪云林晚年的笔墨虽已高度成熟,但他在迈向艺术的自由之境时因生命的终止而停止。明代杨文骢晚年有所醒悟,其笔墨痕迹引发出龚贤“笔声墨态能歌舞”的感叹。清代王原祁晚年笔力“金刚杵”的表现形式,直接引领了现代画家黄宾虹的绘画。在黄宾虹晚年的作品中,“笔声墨态”的动感表现展露无遗。这是画家的笔墨在“技进乎道”后向当代转换的一种表现。现代画家李可染晚年“笔墨到时色无功”的水墨山水画,也是为了让山水画向当代转变所做的探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笔墨程式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基石。
江山静好,岁月无声,安详、宁静、无忧的生活永远是人们内心的追求。现代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抵制的世界潮流。发展至今,它已经不仅仅代表西方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吸收了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全世界古文明的融合,其中也包括中华文明。所以,我们应理清思路,把握好中国画本体的基因,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及本质特征,纠正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偏差,使传统文化在向当代转变的过程中能够持续发展。不让中华文化艺术再被西方文化同化、湮没,是当代每一位画家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