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到了魏晋之后，行草在文人书风间成为主流，形成对正方汉字结构的颠覆。汉隶、唐楷，代表了官方诏令文字的庄严；行草则游走于文人书信诗稿间，有一种从世俗规矩礼教解脱出来的潇洒自在。
魏晋文人的“帖”，是日常的书信，是简单的问候，是赠送三百个橘子时附带的一纸便条。
《平安》、《何如》、《奉橘》
王羲之留下的“帖”，原来多是他写给朋友的短信。因为信上的书法太美，看完后舍不得丢弃，存留下来，经过一代一代“临”“摹”，变成练习书法的“帖”。
保留在台北故宫的“奉橘帖”，原来是三封信，经过“临”“摹”复制之后，被装裱在一起，裱成手卷，前面有宋徽宗瘦金体书法的题签“晋王羲之奉橘帖”七个字，也盖了宋徽宗的收藏印“宣和”“政和”。
这三封信第一封是“平安帖”，是给朋友的回信，一开始说“此粗平安”——这里大家都还好。因此被称为“平安帖”。
这封信行草兼具，写得很自由，“当复”由行变草，草书的“复”两笔写成，流荡自在，非常漂亮。
第二封信字体比较恭正，一开始有“不审尊体比复何如”——不知道阁下的身体最近好吗？“何如”两个字就拿来定明这封信为“何如帖”。
王羲之说“迟复奉告”——回信迟了，因为“羲之中冷无赖”——“中冷”是觉得人生虚无，心中对一切都没有热情；“无赖”是“百无聊赖”，什么事也不想做。
今天“无赖”是骂人的话，王羲之嘲笑世俗名利追逐，用“无赖”说自己的心境。
“奉橘帖”是送橘子给朋友附带的一纸便条。告诉朋友这三百个橘子是霜没有打过的，很难得。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总共十二个字，是精简的简讯文体。
《鸭头丸》
许多年来，很喜欢读帖。有时候不是为了书法临摹，只是读，没有什么目的，把晋唐人的帖拿在手上把玩。
二十几年前，常在台静农老师家喝酒。喝了酒，他喜欢谈“帖”，有一搭没一搭随意谈，没有章法。
有一次，也是酒后，台老师拿出一卷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指给我看，说“就这么两行”。
说着又喝了一口酒，再加一句，“也不见怎么好”。
王献之“鸭头丸帖”是传世名作，光是上面大大小小的帝王玉玺、收藏印记、名家题跋，就够吓唬人的。一旁正襟危坐初来台老师家的年轻硕士班学生显然愣了一下，对老师这么一句“也不见怎么好”不知怎么接腔。
我读帖的经验很感谢几位老师，其中印象最深的两位就是台老师和庄严老师。
他们读帖都喝酒，喝到酒酣耳热，谈起帖来，与平日谨严学者的严肃完全不同。“酒”加上“帖”，使他们更像诗人，不像学者。他们酒后谈帖的语言，也不像论文，更像《世说新语》，有一搭没一搭的手札笔记，连诗的格律做作也没有，只是平白日常的短讯，却贴近生活。通过他们，我似乎更了解了魏晋。
硕士班学生拘谨，台老师自顾自喝酒，我就跑去读帖。
“鸭头丸帖”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台老师给我们看的是日本二玄社制作的复制品。二玄社复制古书画很专精，几可乱真，有老师傅的眼光和手工，现代电脑分色科技的复制也还是望尘莫及。
“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
“鸭头丸”是一种丸药，医书上说“治湿热，腹肿”。
王献之的帖常常提到药，有名的“地黄汤帖”里提到的“地黄汤”也是一味药。
“帖”多是朋友间互相问候的短信，很容易问到“天气如何”“身体好不好”这一类的话。回信的人也自然回答“快雪时晴”（下了雪又放晴了），或者“鸭头丸故不佳”（抱怨丸药不好）这一类的句子。
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影响，言必孔孟，记得从小教科书里选读的文章都是《正气歌》、《陈情表》。人被逼到绝望之处，发扬出“忠”与“孝”的惨烈坚贞，十分感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太多机会完成那样壮烈的“忠”与“孝”。
《正气歌》是要亡一次国才能有的文章。从青少年天真烂漫年龄就开始背诵《正气歌》，总潜藏着做不成“烈士”的遗憾与悲哀。
庄严老师与台静农老师是经历过“亡国”的，然而在长达三四十年南方的岁月，他们喜欢的文字似乎不是《正气歌》，而是南朝文人彼此问候的短信。
我喜欢欧阳修对“帖”下的定义：“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帖”是书信，是生死流离之间留下的一些小小记忆，“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欧阳修语）。
公元三一一年，永嘉之乱，山东琅琊王家在战乱中逃到南方，那时候王羲之大概十岁左右。他的《快雪时晴帖》二十八个字只是记忆了南方岁末某一个冬天大雪过后的放晴。
幸好有“帖”，酷暑挥汗，“鸭头丸”虽然不佳，“当与君相见”五个字还是韵味无穷。
《肚痛》、《苦笋》
到了唐朝，在严格的楷书建立规矩的时代，“帖”的传统也并没有断绝。
张旭著名的“肚痛帖”，诙谐可爱，在唐宋古文与楷书的规矩之外，另辟了一个不被拘束的文体书风。
“忽肚痛，不可堪。”——忽然肚子痛，痛到不能忍受。
“不知是冷热所致，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不知道是受寒还是上火，服用了大黄汤，对冷热两种病况都有用。
这样的文体是无法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却很像《世说新语》，传承了魏晋文人的俏皮佻达，也传承了“帖”的平易亲切。只是生活真实小事，绝不掉书袋，绝不卖弄学问，也绝不空谈国家历史大事，恰好颠覆了同时代“文以载道”的伟大主流。
这是“帖”的传统，它长期被正统文人忽略，却和美丽的书法线条结合，传承在一张小小的纸上。
怀素的“苦笋帖”连同姓名只有十四个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
是写给朋友的短信，告知笋和茶都极好，赶快来，署名怀素。
成为名帖，是因为书法。小小纸片上盖满大大小小帝王收藏印记，容易让人忽略了文字简单到一清如水，叙述的事情也简单到一清如水，似乎偷偷暗笑，不知道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有那么多悲愤抱怨痛苦，浓眉深锁，嘴角向下。
“帖”把“天下兴亡”的重责大任，四两拨千斤地轻轻转回到生活现实里微不足道的小事。
“帖”用正楷书写是不恰当的，正楷还是留给文天祥的《正气歌》，或韩愈的《师说》。
“帖”有一点调皮，有一点小小得意，有一点百无聊赖的茫然或虚无，不想长篇大论议论是非，只是想回来做真实的自己。
“帖”要逃逸，要飞扬，要从虚假概念的世俗礼教里解放自己。
张旭、怀素的“帖”，用狂草书写，甚至拒绝了一般人辨识的意图。
“帖”最终只是回来做自己时欢欣地手“舞”足“蹈”。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