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喜欢学习二王的行草书，功夫没少下，但成效不大，或粗鄙狂野，或拘谨死板，或纤弱而缺少生气，为什么？因为好东西是很难得到的，实现的道路也大有讲究。王羲之离我们太遥远，这不仅是历史年代阻隔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谁也没见过他书法的真面目，若说唐人摹本下真迹一等，那你就太轻信别人了。贞观年间收藏内府的王羲之书法经过褚遂良的法眼之后，号称“一件伪作也没有”，但这些大内高手还是被孙过庭等人的瞒天过海之术给戏弄了。所以一开始，你最好别直接临摹唐人摹本或宋代刻帖，因为它们与真王羲之都有距离。这时候，我们不妨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绕道实现目标。比如学米芾的行书或者孙过庭的《书谱》，因为这些是真迹。只有临摹真迹，才能使用笔细致入微，才敢提按纵横而开合有度，才能不断锤炼生气，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书谱》是流传至今的最接近王羲之草书的古人真迹，字数多，从前至后的风格跨度也足够大，是学习王羲之草书的最好门径。如果有临习《书谱》真迹的经验，再临摹王羲之的草书刻帖如《十七帖》、《大观帖》之六、七、八卷，会感到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学习二王行草，在唐人摹本与宋代刻帖之间，我更看重宋代刻帖的临摹价值。唐摹本与宋刻本，一刻一摹，皆非真迹，都不能看到原作墨色。临摹人的眼睛应该一尘不染，与其受到填廓的毫无生气的墨色的干扰，宁可看不见墨色，只看轮廓。而且刻帖篇幅大，可供发挥的空间就大。当然，摹本之中也有墨色比较自然流畅的，如王羲之的《寒切帖》，印象中是天津博物馆的藏品。唐摹本和宋刻本制作的初衷也不同。唐摹本是宫廷复制品，目的是收藏和赏赐用的礼品，当时学习书法不大用它，而是主张学习真迹，这一点在两《唐书》和唐宋人笔记中都有反映。宋人不容易看到晋人真迹，才刊刻了《阁帖》和其他法帖，供传播和学习。论质量，宋刻本中的精品远胜唐摹本。我所说的质量，主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笔迹是否清晰以及受损程度等。刻帖数量多，更系统。王羲之摹本有不少，个个不一样，这些东西时间跨度很大，风格差异也很大。如果你学其中一部，字数太少，达不到打基础的目的，创作时会捉襟见肘；你学多部，那么是大杂烩，古话说“踳驳”。你很难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一种成功的风格，技术上不会十分庞杂，惟其如此，才能内在统一。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框架内，不断地吸收合理的新东西，才能由渐修而达到质的飞跃。宋刻帖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按照成功的经验办事呢？

　　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之间，我倾向于学习《大观帖》。《淳化阁帖》是法帖鼻祖，影响的确很大，但问题是刊刻失于肥浊，不如《大观帖》的清劲及骨气洞达。况且现在所能看到的即使所谓宋拓，也残缺过甚，甚至由于拓纸的褶皱造成笔画错位、变形，乃至于错字。我认为，现在传世《淳化阁帖》残拓，其文物价值、碑帖研究价值是主要的，而书法临习的价值完全可以被更好的《大观帖》所取代。

　　翻译讲究信达雅，它同样适用于临摹法帖。开始临摹一部古帖，要求信，忠实于原作，因此工具也要接近原作的时代。王羲之的字简括达到极致，笔画的内擫与精准是空前的，因此，一开始最好用硬纸和小笔，不要放太大。至于放大临，用生宣纸、羊毫笔与其说是临摹，毋宁说是再创造。孙过庭、王铎是两个极端的代表。因此，不存在什么工具好的问题，只存在什么阶段用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办什么事的问题。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