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1907～1989）的一生处于时代的动荡和变革之中，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的艺术发展始终伴随着时代进程的节奏，以超常的智慧和苦学的精神，不断调节发展的路向以适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他立身于世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自觉。这之中的核心是，李可染一以贯之地把艺术放在首位，或用艺术反映时代，或用艺术表现时代。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调节在艺术史上会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同时也呈现出画家面对社会和艺术的踌躇，可是，社会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又为他作出了许多合理的阐释，其中，他的人物画的时隐时现，并一直以中国文人的方式点缀在发展过程之中，成为李可染艺术中最特殊的部分。所以，要深入认知李可染，就必须理解和认识被山水遮蔽的李可染的人物画。因此，在从今年开始的纪念李可染的五年计划中，首先推出的就是“画龙点睛——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人物篇）”。

　　李可染人物画的成就一直被山水所掩，李可染的人物画没有“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时代格局，人们往往还是将立论的根基建立在其山水画的成就之上。可是，1937年，李可染的《钟馗》（1935年）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作为他进入中国画领域的早期代表作，该画以其生动的造型和轻松的笔法，表现了他早年师从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水墨画的基础，而半身像的构图，以及设色方面并非平涂又具有阴阳凹凸感，则反映了他在西画方面所受学院教育的基础。值得研究的是，李可染为什么以属于人物画的《钟馗》参与全国美展，而不是以他自启蒙开始所学的山水画？这之中能够作出解释的除了钟馗打鬼与抗战背景的关联之外，还有他的人物造型基础所反映到水墨人物画方面的必然性。

　　20世纪40年代初期，李可染画了一批古典题材的人物画，这些画不仅远离现实中的投枪匕首，而且以文人的闲逸将他自己带入到一个脱离尘世的清高之中，从而与他在抗战初期的宣传画所表现出的激昂的战斗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感觉是刀枪入库、兵马入林，绝然没有了当年“一八艺社”中热血青年的影子。是他放弃了时代的责任，还是在一个大的时代中重新明确了时代的义务？显然，这与他1943年开始在重庆国立艺专从事中国画教学有关；而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抗战后重建新的时代艺术已然成为他的新的奋斗目标。

　　从1942年开始，李可染以水墨画牛，寄寓牛的精神，而所谓的画牛，实际上是画牧童以及牧童与牛构成的生活意境和情趣，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而作为点景人物的牧童尽管在作品中所占的位置较小，所画也极简练，然而，李可染所画内容之丰富，意境之高妙，则又出于一般的人物画之外。在李可染所处的大时代中，作为一位受过西画训练的新时代的文人画家，以人物服务于时代，曾经是他的热情；而以人物抒写胸中的逸兴，却是他一直的文化寄托。来源：《美术报》